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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外号叫“4%”专业户

2019-09-28 点击: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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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占GDP的4%,我想谈一谈我自己的经历。

我于1940年出生在浙江省漳州市甘林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的家人在1949年解放前没有土地,属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父母带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的一家,住在一间连厨房都没有的小房子里。有时食物不够用。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当地的教育氛围也很浓。无论多么贫穷,大人都会让孩子们读书。我的父母受到这种想法的影响,并把我送到甘林镇小学。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所幸福的小学。

由于家里贫穷,我从小学毕业后辍学了。两个月后,我无法抗拒读书的诱惑,父母把我送到距离家十多英里远的一所初中。因为我买不起房,所以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租了一间农舍。每个星期天,我在家里和学校之间来回走了20多英里。我把油和盐米带到农民的小屋里,自己做饭。与同班同学一起完成初中。

为了补贴家庭,也为了我继续读书,我妈妈去了浙江省绍兴市的一位保姆老师。同年,我考上了浙江绍兴第一中学。绍兴市第一中学的第一任校长是蔡元培先生,而教学主任是鲁迅先生,当时鲁迅先生是浙江省五所重点中学之一。我在绍兴义中的纯朴的学风中读高中。在此期间,由于家庭贫困,学校给了我奖学金,并从经济上保证了我的高中毕业。

1952年,该国建立了许多新的大学。当时,北京学院路的八所学院是:地质学院,矿业学院,石油学院,钢铁学院,农业机械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通过培养专业人才而建立。

1958年,我参加了高考。为了照顾我的家人和年幼的兄弟姐妹,我申请了三所离家近的大学。但是,当我收到千里之外的《北京航空学院录取通知书》时,我很愚蠢,距离太远了!收费呢?但是非常兴奋,北京是首都,去北京读书真是太幸运了!

当我有足够的钱支付前往北航的通行费时,开始日期超过了一周。在那次会议上,许多像我一样的贫困儿童被招募到北航学习。根据家庭贫困状况,学校建立了相应的奖学金水平,以帮助学生完成学业。我仍然享受奖学金。

从高中到大学,这个国家一直在为我读书。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教育开始对外开放。

那时,我已经从一个“满意的宝宝”成长为一个管理和教书的肩扛干部。1980,经过严格的选拔,我很幸运地成为改革开放初期被国家派出国留学生的一员。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了克兰菲尔德理工学院。当时,由于国家贫穷,外国人瞧不起我们,学校认为我们什么都不懂。然而,半年后,由于我们的出色表现,不仅免除了学费,而且每个人都被分配到实验室的一张书桌上,部分由学校老师处理。

说到这里,我得回去谈谈那4%。

事实上,4%并不是我第一次提到的。自第八届全国政协以来,北京工业大学原校长王浩一直在谈论这4%。后来大家都让我继续关注。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全体会议时,当着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面说:“4%的目标还没有达到。谁负责?”李岚清当场表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

在2001年的两次会议中,江泽民总书记出席了医学和健康教育小组会议,讨论了这一讨论。轮到我发言时,我提到的内容增加了4%,同时增加了一个新主题,“随着大学入学人数的增加,教学质量下降了。”我记得江泽民总书记与我交谈了20多分钟。此内容媒体已在以后报道。

2006年,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主题仍然是4%。在大会演讲中,我使用了详细的统计数据来解释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未达到GDP的4%的现状和原因,并呼吁政府尽快提出4%的建议。有人笑着说:“今年仍然是4%。”在我担任政协委员10年的时候,我的年度提案和讲话都与这4%有关。

2012年,最终实施了4%。从1993年起,该国提出了规划,其中4%进行了整整20年。有人问我在想什么。我说4%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您坚持认为教育需要不断关注。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之际,我最想说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新中国教育的直接受益者,全国政协给了我建言资政的平台,使我有幸参政议政,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也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记者 郝雪)

(责编:宫宜希(实习生)、王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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